導語

永樂九年（1411年）七月初一，英明神武的明成祖不知道哪根腦神經受了刺激性，施行了一項國策：“今後人民倡優裝扮雜劇，除依律神仙道扮、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者不禁外，但有褻讀帝王聖賢之詞曲、街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只要是查出來違法者，殺他全家人。

在電視機、網際網路技術、報刊、手機上等優秀玩意未創造發明的時期，老百姓最廣泛的娛樂方式便是聽評書。明成祖施行此限娛令，明著了便是要對老百姓的精神生活開展殘害。

實際上也無須怪異，早在朱元璋開闢大明帝國之初，《大明律》中就會有相近要求：“凡樂人扮作元雜劇戲劇，不能打扮歷代皇帝妃子、賢臣英烈、先聖先輩佛像，違反者杖一百；官民世家，容令打扮者同罪。”

朱元璋是個除開君權對別的都不在乎的人，但卻對一齣戲主要表現出了很高的激情，這齣戲叫《琵琶記》。

實際上這齣戲有悠久的歷史，自宋朝剛開始便在民間廣泛流傳，但缺憾的是，一直以來都為官衙所不可，因為主人翁蔡二郎便是個陳世美。不容置疑，這齣戲戳了這些為了更好地出人頭地而背叛良知的文人墨客的疤痕。

明代剛建立之時，《琵琶記》創作者高則誠就很合時序地對本劇開展了更新改造生產加工。蔡二郎搖身一變，變成一個矗立於讀書人心中的傑出品牌形象。

父母叫他去考科舉考試，他以沒法在家裡照顧父母為由，“辭試不從”；丞相逼迫他倒插門王府，他“辭婚不從”；被賞給為狀元以後，他又以父母年老，需回家了行孝為由，“棄官不從”。再次“室內裝修”的這齣戲碰到朱元璋這一知己，遂完成了由奴僕向大將的美麗蛻變。

撇開完善的《大明律》，自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施行《大誥》以後的2年多時間裡，朱元璋親自擔綱，就我國的政治、經濟發展、國防、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面，建立了一套系統軟體的行為準則。

值得一提的是，他對老百姓的“關愛”也是體貼入微，例如該住在哪裡，該用哪種容器，該穿什麼樣的衣服褲子，該戴哪些的飾品，甚至有，如何婚喪喜慶，老人小輩該怎麼稱呼，他都給標註好啦。朱元璋對《大誥》的規定是，全部百姓，最少一家個人收藏一本，沒事兒只要背，處理事情時，這就是個人行為手冊。

從朱元璋幾近超級變態的標準中，大家不難理解，限娛令和樹典型性實際上都僅僅是眾多標準中的一個層面，其本質還是塑造封建道德榜樣。對老百姓來講，限娛令也罷，樹典型性也好，都不過是做個表面文章，目的取決於建立社會道德執政。

朱元璋藉助霸權主義，讓老百姓奉《大誥》為古蘭經，但缺憾的是，他人死之後不久，《大誥》就被他的百姓“飄落在風裡”。老百姓喜愛哪些的遊戲娛樂，整個社會發展必須哪些的職業道德，並不是簡易的行政手段就能從源頭上處理的。古往今來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