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恆平

圖片/主人公本人

老姥姥是爸爸的姥姥，一生坎坷，歷經一個多世紀的老姥姥，和出生在那個年代的人一樣，經歷了舊社會所有的苦難，然而我慈祥善良的老姥姥享年卻到了102歲！可謂人民眼裡的長壽之星！

在我的記憶裡，老姥姥不多言不多語，更多的是自言自語，慈祥的面容裡總掛著幾分微笑，透過微笑總能覺察出她內心的滄桑和憂傷。不知道，不曾問，也不想問：老姥姥為什麼生活在我們家裡，不善言語的父親、母親也從沒談起過；直到懂事後才在父親茶餘飯後的談資中，若隱若現地瞭解到一些。父親十四歲高小畢業，便跟隨老姥爺做販麻生意，生意做得很大，老姥爺每天早出晚歸，操勞過度，積勞成疾，得病不久就溘然長逝！之後父親又成了公社醫院的大夫。

老姥爺走後，老姥姥誠然是很難過，但她只是默默地流了幾次淚，沒有象村裡的嬸子、嫂子那樣在人死後，哭得死去活來，驚天動地；收拾家務料理後事後，連同家當一起搬到了我們家。

從記事那天起，就知道我是依偎在老姥姥的懷裡長大的，常聽他嘮叨的幾件事：自流水灌溉的西河園是你老爺爺修的（自流水就是把高處的水截流成水庫，往低處的農田灌溉），是你家的，不用肥料每畝能產八百斤麥子；你爺爺很苦，好喝酒、解放濟南受了驚嚇，解放前爺爺在濟南做酒大工等工作，死時才四十幾歲啊！

奶奶身體不好，一年、兩年，肉體的痛苦，精神的折磨，家境的貧寒，使奶奶再也難以忍受，和老姥姥嘮叨一夜後，第二天便去了大姑、二姑家。奶奶是個文化人（奶奶認字、但不太會寫字，喜歡開玩笑）很有遠見，把大姑嫁給了三代貧農比大姑大九歲的大姑父，二姑嫁給了三代貧農比二姑大十歲二姑夫。那時成年男勞力勞動一天10分，而成年女勞力勞動一天則8分，儘管勞動效率一樣；老人和少年可能是6分5分，這就要看小隊長、對會計怎麼給你劃了，這裡面有關係、遠近，母親、姐姐象男勞力一樣拼著命的勞動，用“一鍋燉”（地瓜、野菜、榆錢等）維持著家人的生存與“發展”；老姥姥也還總是坐在大門旁的青石條上，眺望著西山的小路，眺望著夕陽，盼望著奶奶、父親、叔叔的歸來，盼望著快點結束這苦難、煎熬的日子。

父親是父輩中的老大，在公社醫院當大夫，很少有時間回家。一九七零年的冬天，天氣著實的冷，一天夜裡雪已鋪滿了大地，鵝毛大雪還在拉拉颯颯的下個不停。老姥姥塞給二姐一個破舊的棉襖包裹，對我說“你是男子漢，陪你姐去公社看看你父親吧！”不容分說便上了路，走在西山坡的羊腸小道上，聽著咯吱咯吱的踏雪聲，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回頭望去幾行行腳印像是問號又像是歎號，在問詢著蒼天？在警示著後人？又好像省略號，讓人們思緒著什麼？再回頭望去，老姥姥依然站在青石條旁揮著手，眺望著西山，盼望著、思索著…

雪還在下，路還很長，待到小棉襖快溼透時，我和二姐倆趕到了公社醫院。父親住在機房旁的一間小屋裡，轟鳴的機器聲震得窗欞紙噝噝作響，門口站著一個戴紅袖章的男人，帽簷壓得很低，雪天裡看不清面孔，粘滿雪花的紅袖章也看不清寫些什麼文字。開了門二姐和我挪進了房間，只見烏黑的玻璃罩油燈透出一絲光亮（想必是點燃了很長時間的緣故吧），父親坐在燈下，寫些什麼，房間內看不到更多東西，不等父親開腔，黑暗處閃出一個瘦小的男人，聲音像個娘們兒，說了聲：“二妮兒和小子來了”，便把我抱到一個火盆旁。二姐開啟包裹，我這才發現裡面有兩塊仍有熱氣的燒地瓜，兩個鹹雞蛋，五百毫升的鹽水瓶裡裝著半斤白酒，瓶蓋則是一個裹了紫紅絨布條的玉米穰。二姐撥開雞蛋遞了過去，父親掐了一小塊塞到我的嘴裡，剩下的絕大部分給了屋裡的那個男人，並招呼我喊他王叔叔，王叔叔並沒吃鹹雞蛋，只是對著酒瓶子悶了兩口酒，再也沒說些什麼。父親分多次喝完了酒，吃了雞蛋，吃了地瓜，看看我，看看二姐，點點頭。二姐則拿上破棉襖，牽著我走出房間，執拗的我總想回頭看看，看出點什麼，卻被她擰著耳朵扯走了。一路上嚼著拇指頭大小的雞蛋只感覺不是很鹹，腥味裡摻雜著不知是香甜還是麻辣的感覺，品嚐著不可揣摩，不可理解的味道，沉重的走在回家的路上。

踏著被大雪剛剛撫平的腳印，回到了西山坡上，遠遠望去，老姥姥坐在大門旁的青石條上，像一尊冰雪巨人，看見我們迎了上來，解開大襟棉襖擁著我回到房裡，脫去棉褲棉襖，讓我鑽進早已暖好的被窩裡（老姥姥有一隻古老的紅銅湯壺，可以暖被窩），老姥姥給我烤著棉褲棉襖，和二姐嘀咕著、嘮叨著，我卻並不關心並不理會，很快便進入了夢鄉…

後來父親回家，思路開闊起來，話也多了起來，父親多半談的是看的什麼病，治好的什麼病，見到了什麼人；老姥姥談的最多的仍然是西河園。

日子過長了總會出現矛盾，就像鍋碰勺子，碗碰筷，家中的主角只有母親和老姥姥，當家的是老姥姥，母親時常與老姥姥因為權利和家庭瑣事爭吵起來，母親總閒老姥姥管的多、嘮叨的多；老姥姥則說母親兒女滿堂，連個雞窩子都沒蓋；母親委屈，在那個以地瓜、樹葉餬口維生的年代，別說雞窩就是貓窩（雞多貓少，所以雞窩要比貓窩大的多，何況貓大都和人住一起不需要窩）也蓋不起啊！最後爭吵在互相謙讓中結束或不了了之，每次吵完老姥姥都要笑個不停、笑出眼淚。政治形勢的好轉，並沒使餐桌好了多少，只是偶爾吃頓麵食，日常還是地瓜面糊糊，地瓜、地瓜幹、野菜（當時有這些吃的已經不錯了）。每次燒開大鍋的水，母親總是用開水燙些玉米麵，用勺子拍成兩個半球形的“疙瘩”，煮在大鍋的開水裡（因為缺乏柴、煤，一般不另起小灶），這便是老姥姥的主食了；其他人則只能看著，不準、也沒人去偷吃半口，儘管看著很嘴饞、很吞嚥，有幸的是從大鍋的糊糊裡，偶爾撈得到一點點從“疙瘩”上脫落的殘渣，大都放在我這個“老小”的嘴裡，再加一根鹹蘿蔔條，嚼起來也是香個不停，美不勝收。老姥姥吃飯大多坐在鍋臺（灶臺）旁，地瓜糊糊喝三分之一碗，因為閒太涼便把剩餘部分倒回鍋裡（鍋裡的糊糊是開著的，但夏天除外）；沒有什麼葷菜，也沒有什麼素菜，更沒有什麼醬油和酸菜，下飯的鹹蘿蔔條稍不經意也會斷頓，那時也只好蘸著鹽水吃地瓜了（食鹽也有斷頓的時候）。

古歷八月二十六是老姥姥的生日，每年快到這個日子時，她都會大病一場；病來的快而且奇怪，老姥姥先是大聲呼叫，繼而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也不知從啥時形成了慣例，此時的家人有的掐人中，有的則跑去找新鮮桃樹樹枝，而且必須是東南方向的，一枝放在她的手裡，一枝在她的身上抽打個不停，待到父親趕回來，再給老姥姥灌上一劑中藥便很快甦醒過來，此後連服幾天也就漸漸好了起來，正是這因為這種怪病，老姥姥四十二歲時就做好了送終的棺材。為了此病我也為老姥姥偷偷栽下了一棵桃樹，儘管長的不夠參天，但也夠每年發病時的應急之用，而平時也好讓她老人家坐在樹下養養神。九十歲那年，老姥姥長出了八顆新牙，蒼白的頭髮也變成了花白，父親說這叫“返老還童”，更為奇怪的是老姥姥從此再也沒有犯怪病。

老姥姥九十四歲那年，村裡的老青年，我三十七歲的一個老侄子結婚了，當時聽說新媳婦酒量不小，而村子裡能喝酒的女人又實在不多，況且還得是有身份的、年長的女性才能參加喜宴陪新媳婦喝酒。過門那天，老姥姥和一位八十四歲的嬸子，一位七十四歲的嫂子，還有幾個親戚賠了喜宴，當時我不知道他們能喝多少，喝了多少。日落時分，母親見老姥姥還未回家，便讓我去看個究竟，走進大門，只見九十四歲老姥姥攙扶著八十四歲的嬸子，八十四歲的嬸子攙扶著七十四歲的嫂子，歪歪逛逛、大笑不止，問其究竟，才知道新媳婦被喝的鑽到床底下了；三人仍是大笑，真可謂忍俊不禁，記憶中那是老姥姥第一次笑的那麼燦爛、那麼開心。

八三年的七月，我稀裡糊塗地考上了大學，上學的那天，奶奶說：“上大學，大學大，有電燈，有電話，找個媳婦高粱炸（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女性燙髮興起，但在普通人看來還不習慣，所以燙好的頭髮被稱為高粱的根－俗稱高粱炸）；吃國庫（粱），住高樓，要找找個燙髮頭！”，老姥姥則說，在外做事千萬不要和人計較，記住“天大地大，不如心大，只有心大才能把事做大”。此後大學的生活拉大了我和老姥姥的距離，但老姥姥的囑託卻永遠銘記在心。

八五年的暑假又一次見到了老姥姥，她對我說：“我得走了，不能等你結婚了，見到外甥媳婦就行了，你奶奶太不容易了，都八十好幾了，還沒上過壽，過個生日（民間風俗，只要有老人，晚輩年齡再大也不能做壽、過生日），我不死她永遠沒這個待遇、沒有這個機會啊…”

八六年的春天照樣是寒冷無比，但大年初六這天卻暖和了許多，一大早，幾隻麻雀在年前剛剛枯死的香椿樹上嬉戲著，不時的發出怪異的吱吱聲。老姥姥起了床，仔細地洗了腳，仔細地洗了臉，又仔細地梳了頭、開了臉（用雙線把額頭、鬢角的亂髮絞掉），用多年不用的牙刷刷了牙，陪父親喝了幾盅，吃了一大碗水餃，回到自己房內，對大姐說：“中午吃飯不要叫我，我累了，我睡夠覺以後再吃午飯”。午飯停當，大家總是忍不住去叫了老姥姥，推開房門，大姐癱軟在地上，只見老姥姥身穿壽衣，頭戴壽帽，腳蹬一雙繡花壽靴，慈祥的臉上帶著微笑，平靜而安詳的離開了這個世界，一個讓她放心不下卻又讓她難以理解的世界…

老姥姥去世後，父親作為外甥養姥姥的典範，如曇花一現般被人稱道了幾天，平靜之後，才有人更多地思考起這位老人坎坷而平淡，和善而長壽的一生。

作者，李恆平，濟南第八人民醫院外科主任醫師，業餘愛好文學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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