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中國日報網

南南合作作為一個空間地理概念出現，本身就反映了人類對美好世界的期許，其在現實世界中對應的事實是發展中國家的共濟性合作，這也使得合作形式鬆散而內容多元。也正是因為南南合作的實體存在，使得發展中國家可以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進行更多的合作與對話，也促成了南南合作最終以國際政治力量呈現在世介面前。從合作本身來看，南南合作與南北合作都是值得倡導的，但是兩者的目標和路徑確顯示出很大差異。

以農業合作為例，南北合作往往是單邊的，包括糧食等人道主義物資援助、最不發達國家農產品的關稅豁免等。很大程度上，發達國家希望藉此將道義優勢轉化為意識形態的同化作用。在事實上，經濟發展差異與社會文化差異只是一體兩面，對於最不發達國家而言，現實社會缺乏的並不是選票和精英政治，而是食物、清潔用水、電力……我們從不否認發達國家官方發展援助（ODA）的積極作用，但是也要對其中弊端保持必要的理性。

相對而言，南南合作則另闢蹊徑，更多地倡導平等。當然，大家本來都在同一個道德平面進行溝通和對話，儘管短期經濟利益有限，但是卻促成了長期的文明互鑑。

在第五屆中非媒體合作論壇的中非媒體合作十週年成果展中，中國國外農業經濟研究會與今日頭條共同推出的“一國一品”內容得到廣泛肯定，有幸作為嘉賓和多國使節進行了交流。在節目過程中，每當提到本國風物，使節都會進行詳細介紹，自豪之情溢於言表，感覺要表達的不僅是咖啡和鮮花……更多的其實是誠摯的邀請。受此感染，從此我的心就與這個國家就聯絡在一起。積微致著，透過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交流合作歷程，不難發現：南南合作的強大生命力。

從合作形式來看也是如此，南南合作也從“頂層設計”轉向全面發展，日益枝繁葉茂。二戰之後，第三世界民族民主運動改寫了全球政治經濟版圖，南南合作應運而生。如果將1955年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作為南南合作合作的里程碑，1965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DP） 成立，1974 年聯合國大會設立南南合作辦公室（UNOSSC），2011年聯合國南南合作日的紀念日期從12月19日改為9月12日， 以紀念1978年的這一天聯合國發展中國家間技術合作會議透過《促進和實施發展中國家間技術合作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行動計劃》……顯然，南南合作歷史上的成就來自於多邊和各國的積極努力，更多地是政府和官方的作用。

今天，得益於全球生產力的快速進步，南南合作的主體早已超越了最初的想象，除了機構與自然人之外，數字經濟和移動網際網路帶來的興趣社交和分眾群體，例如在中國青年人中風靡的手機應用小紅書在東南亞推出了類似應用Spark，覆蓋時尚、旅遊、美食、休閒、美容等多個領域。如果用傳統意義的南南合作框架來看待，這甚至有些叛經離道。在傳統觀念上，南南合作更多地是與貧窮和飢餓進行鬥爭。其實，在南南合作的歷程中，共同發展始終都是共識。整體來看，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全球貧困和飢餓人口無論是數量還是比例都在持續下降，因此南南合作並不止於消除貧困，還有更遠大的目標。

2021年中國水果進口額135億美元，同比增長30。9%。主要來自泰國、智利、越南、菲律賓、紐西蘭、秘魯、澳大利亞及南非。由此可見，中國水果進口主要來自發展中國家，主要品種包括榴蓮、櫻桃、香蕉、山竹、龍眼、獼猴桃、葡萄及火龍果等。水果和相關農產品的大量進口，也催生了中國國內的業態更新，例如完全不同的鮮果切和奶茶。這些新生事物隨著社交媒體快速傳播到發達國家，又進一步促進了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出口，泰國的木薯珍珠出口量從2013年的2。7萬噸增長到2021年的4萬噸。在南南合作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也實現了對南北合作的積極溢位，開拓了南南合作的新局面。

中國始終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參與者與建設者，同樣也是南南合作的受益者。長期以來，中國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對最不發達國家提供了大量的農業技術援助，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當地農業生產能力。這不僅解決了當地的食物來源，緩解了當地的饑荒狀況，在整體上也做大了全世界農業產出的蛋糕，間接為中國糧食安全做出了貢獻，所謂“贈人玫瑰，手有餘香”。

縱觀南南合作以來的歷程，已經有發展中國家成長為發達國家。未來，勢必會有更多的發展中國家進入發達國家行列，這也是南南合作建立的初衷，透過合作推動發展。南南合作未來合作的形式和內容都將發生很大變化，但是底層的邏輯始終存在：即便越過了絕對貧困的門檻，人類社會的相對差距始終都將存在，身處底層世界的同理心能夠讓人們更緊密的聯絡起來，去贏取屬於自己的自由。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國外農業經濟研究會秘書長鬍冰川）